繁簡之間的爭論，被染了政治色彩已經很久了。其中有很多人不明所以，人云亦云，把文字之爭硬生生與政治之爭鉤上了，使繁簡之爭增添了不必要的政治意味和色彩。政治色彩的背後，是一系列不同的意識形態。個體對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取向，也影響了對於繁簡之間的取向。在過去兩百年間，儒家世界被西方各國從容趕過，進而侵犯、強奪財物與土地，任人魚肉。這一點，八國聯軍可以作証，圓明園也可以作証。日本明治維新後，學了西方的先進思想及技術，把千百年來一向尊崇懼怕的中國狠狠的揍了一頓。
西方國家的先進，使亞洲各國深切反省，進而燃點起學習西方的火焰。這一把火不僅燃起亞洲各國人民的崇洋熱情，也燒向幾千年來主導著儒家文化的文字。
從中國到日本到韓國到越南，都有一些改革派把自己國家命途乖舛怪罪於方塊字。他們認為難寫難認的漢字和其句式，只是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，學習文字困難，文盲率因而居高不下，必須搬開方可闢出通往先進國家的大道。所以，各國都出盡方法改革文字。
因而越南和韓國就揮別了漢字，改以拼音文字，日本則是漢字和拼音的平假名合一。在中國，有些人也將中華民族的一切災難都歸咎於漢字難學導致識字率低。於是，晚清後期，一些知識份子開始著手改革文字。於是，出現了白話文運動和推廣簡體字運動。
撇開中國文字幾千年來的變化不說，在近百年來，中國的語文改革經歷了三次大論爭。第一次關於漢字的論爭，在「五四」前後、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的背景下展開。這場爭論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，結束了中國文言文長期以來的壟斷。
隨之而來的是推行國語，創制和完善漢字的表音系統。當時的表音系統，在老一輩八九十歲識字的老人中仍然懂得的大有人在。但是現在只在台灣仍然存在，內地卻已改用羅馬拼音作為表音系統。
第二次論爭發生在30年代，是在大眾語論爭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背景下進行的。這場論爭導致了最初在國民黨統治區、其後在共產黨統治區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性漢語拉丁化實驗。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，在全面開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發生了第三次論爭。
打字機及電腦的盛行大大的有利於訊息流通及文化傳遞，但當時打字機及電腦只能打出字母。所以，柏楊先生在他的書中不只一次的提出這個廢除中文字。毛澤東一度要強行通過中文拉丁化，要用拼音來代替漢字。
在台灣的六七十年代，當電腦的發展開始冒出苗頭的時候，也有一些「歸國學人」指出，只有使用英文才可以在電腦時代生存，預言中文將會成為活化石，面對在電腦世界裏被淘汰的命運。因為和傳統中文的表達差天共地，中文拉丁化的浪潮終於無疾而終。
把中文簡化的功勞或罪孽推給共產黨是錯誤的，蔣介石歷史上曾兩次大力推動簡化漢字，時間上也早於中共推行的漢字簡化運動。1935年，蔣介石覺得漢字簡化是必行方向，責成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負責。在文字學家黎錦熙等不遺餘力的幫助下，同年八月以教育部名義頒布了第一批 《簡體字表》。
國民黨退守台灣後，蔣介石有意再度推動簡化漢字，社會上各方人士人反對文字改革，令蔣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了。蔣介石的文字簡化計劃再次夭折，而早前的簡化漢字方案在台灣遂被長久擱置至今。
漢字的簡化有其原因和好處，當然也有其壞處。但是衡量一件事情，需把好壞各稱一稱，不應為了個人的習慣與喜惡而妄加非議。而且，繁簡之間也沒有必要處於對立。
知繁識簡才是正道。尤其對於用慣了繁體字的人，學習簡體字只是很簡單的事。由簡入繁難(其實也不太難)、由繁入簡易。簡體字根本不難學。最怕的是心存偏見，自居正道而不肯學習。這種心態才是自我封閉之路。
不久前，北京某些教授學者公開呼籲為了中國文化的傳承，應廢除簡體字而回復繁體字。馬英九也喊話，為了能更好的進行兩岸交流，要求內地民眾要識繁書簡，也呼籲台灣民眾要學習簡體字。內地民間學習及使用繁體字的情況有所增加，台灣民間學習簡體字的情況也是如是。
台海兩岸三地的經驗，一早已發現電腦打字的實踐早已超越繁簡之爭，用漢語拼音或不少其他輸入法打字，都可以自由切換繁簡，不用定於一，也不用被這兩者之爭所糾纏。
在大陸可以推廣使用「識繁書簡」，而台灣、香港則可以推廣使用「識簡書繁」。這樣一來，兩全其美，既能保存中文的原型和風格，也能便利的運用文字進行交流。
